【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扬尼斯·瓦鲁法基斯（Yanis Varoufakis），翻译/观察者网 彭宇萱】

假设我拥有一家公司，雇佣了一万名员工生产一种先进电池。再假设，有人发明了一种成本低廉的、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机器人，它能帮助我的公司仅用一半的员工就能每周生产相同数量的电池——如果我拥有并控制这家公司，那么我就有强烈的动机辞退五千名员工，这样做能在不减少产量的前提下，大幅提升我的利润。

这就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逻辑：辞退被机器取代的员工，同时寄希望于这些被辞退的员工会在劳动力市场的其他地方找到工作，或者社会会以某种方式给予他们支持。

按照这一逻辑，社会既无需为我将要辞退的员工担忧，也无需顾虑我因此获得的更高收入和更大权力。这一逻辑的支持者认为，像新机器人这样节省劳动力的技术进步，所创造的新工作会比其摧毁的旧工作更多且更好。而且，即使一些老员工再也找不到体面的工作，由社会照顾这些员工也比阻止我这个资本家遵循逐利本能更为有利。他们还认为，市场竞争会迫使我降低公司产品的价格，从而与消费者——与整个社会分享我的利润。

这种逻辑，虽然一直存在问题，但如今已经被人工智能彻底推翻。原因有三。

首要原因在于，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与蒸汽机乃至传统工业机器人相比截然不同。当汽车取代马匹时，它创造的工作岗位（如机械师、道路施工人员、加油站工作人员）远多于其取代的岗位（如马夫、马蹄铁匠）。而近年来，当西方制造业萎缩时，服务业创造了大量工作机会以弥补这一缺口。然而，时至今日，历史首次出现了这种现象，即人工智能技术在制造业和服务业（如呼叫中心、餐厅厨房、办公场所）中，所摧毁的工作岗位数量远超其同期创造的工作岗位数量。

其次，人工智能所造成的影响，远比仅仅限制自由市场意识形态者所依赖的竞争机制——该机制旨在将技术变革的益处传播给社会其他成员——更为严重：它取代了市场本身！其运作方式如下：人工智能建立在与我们所有人建立双向关系的算法之上。同样的算法可以驱动机器人，将生产电池所需的劳动力减半，还可以通过社交媒体与你沟通、学习如何训练你，并说服你购买我公司的电池，然后，在你被说服后，直接向你销售——无需你前往任何店铺。

一旦人工智能赋予了我（作为其所有者）这样的能力，我为何还要局限于仅向您销售我公司生产的电池呢？我为何不能同时向您推销其他公司生产的电动滑板和眼镜，并从中抽取20%甚至40%的利润呢？我的人工智能越先进，我破坏市场的能力就越大，用我拥有的交易平台取代它，作为我的私人数字领地。

到了那个时候，即便生产者之间的竞争能够降低价格，也是我——作为人工智能的所有者——在享受技术进步带来的红利。我破坏了市场，并自封为技术封建领主，而我的财富和权力，与社会的共同繁荣成反比。

最后，人工智能之所以能发挥最大效用，是因为它将我们所有人都变成无偿的“数字劳工”。

AI算法需要通过无数的照片、视频、诗歌、文章、随笔、短信等进行训练。这便是它们学习模仿人类产出，进而赋予其所有者巨大权力的方式。直白来说，AI算法就如同超高效率的“海盗”，掠夺着我们的一言一行、每一条发布的内容，为少数编写并控制它们的人创造力量。

它们渴望从我们身上获取更多产出以供训练，于是通过激发我们的情绪（往往是愤怒的情绪），鼓励我们发布更多内容、上传更多照片和视频、点赞和评论等。在不知不觉中，它们已经让多数人无偿地为少数人创造力量而劳作。资本主义至少曾向那些为少数人创造资本的人支付过工资。而现在，就连这些微薄的工资也没有了。这不仅不公平，而且对整个经济体系而言也极为棘手——因为这意味着广大民众的可支配收入减少，进而抑制了对我们公司实体产出的总需求，导致经济增长放缓，优质工作岗位更加稀少。

这三个原因表明，在私有制和公司的控制下，人工智能对社会构成了威胁，而非服务于社会。那么，社会该如何自保呢？

一种方法是让国家限制资本家的权力，迫使他们分享从人工智能中获得的利益。这固然重要，但效率不高且风险较大。之所以效率不高，是因为这会涉及到国家与企业之间持续斗争。而风险大，则是因为无法保证控制人工智能的资本家不会凭借其过大的权力导致国家权力丧失，甚至滋生腐败。在此背景下，在公司内部寻找解决方案至关重要。但这需要重新思考资本主义对公司控制的逻辑。

现在，让我们考虑一种与资本家雇主不同的逻辑。后者一旦意识到人工智能驱动的机器人能以一半的劳动力投入生产出同样数量的电池，就会利用对公司的控制权解雇一半的员工。而我们的逻辑是：在这家电池生产公司工作的万名员工中，无一人被解雇，他们的工资也未被削减。相反，新的人工智能驱动的机器人让他们能够生产出同样数量的电池，而他们则可以将另一半的时间用于照顾老人或孩子、自我提升、帮助社区，甚至仅仅是多休息。

哪一种逻辑听起来更具吸引力呢？是依赖市场、认为市场会以某种方式弥补失业，并限制人工智能赋予资本家对社会过度控制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逻辑？还是员工之间共享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利益，并且以直接造福社会（更多社会服务、更好的教育、更幸福的家庭、运作良好的社区）的方式？

我认为答案是显而易见的。然而，为了让劳动者和社会直接分享AI的好处，决策的控制权必须从极少数所有者转移到劳动者手中。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第一步是向员工授予股份，就像华为所做的那样。第二步，即完成公司内部的民主化进程，即转向以“一人一股一票”为基础、产生经济民主的完全社会主义企业模式。

工作场所民主（workplace democracy）是促进还是阻碍了共同富裕，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人们一个多世纪。在西方，少数人控制生产资料的权力压倒了工作场所民主的理念。然而，人工智能让我们看到，这种由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意识形态支撑的西方资本主义体制，只会带来停滞和新形式的贫困。

要实现共同富裕和真正的进步，我们就必须建立技术先进、由员工掌握主导权的企业。在此背景下，中国完全有能力将人工智能驱动的技术创新与企业层面的民主相结合——而这正是社会主义的初衷。

多年前，身陷囹圄的罗莎-卢森堡向我们提出了一个紧迫的问题： 社会主义还是野蛮状态？如今，人工智能技术迫使我们必须迅速作出抉择。我希望这一天快些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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