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宝钢
(东南大学 人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1189)
21世纪以来,关于“犬儒主义”的研究热度居高不下。当前,学界的研究热点集中于两点。其一,对犬儒主义的特征描摹和归纳分类。孙春晨先生指出，当代犬儒主义的主要表现是“放弃道德价值、互不信任和精致的利己”[1];徐贲先生指出，当代犬儒主义可分为四种类型——情绪性犬儒主义、权力犬儒主义、颓废犬儒主义以及智识犬儒主义。其中,情绪性犬儒主义主要是指以冷漠、无为为表征的底层阶层;权力犬儒主义主要是指将权力奉为理性的权势阶层;颓废犬儒主义主要是指纵情享乐、随心所欲的富裕阶层;智识犬儒主义主要是指受过高等教育,有着体面职业,却唯利是图、曲意逢迎的知识分子阶层[2]。其二,对犬儒主义意识形态的界定和研究,尤以齐泽克(Slavoj Žižek)提出的“反讽式的犬儒主义意识形态”为代表。孔明安先生指出,“现代犬儒主义仅仅是建立在无意识基础上的现代意识形态的一个变种”[3];张一兵先生指出,齐泽克所提出的意识形态已经不再是以虚假关系遮蔽真相的观念再现体系,而成为了构建社会现实的“幻觉”,这种犬儒式的意识形态已不再是无知、无意识,而是自知中的故意[4]。笔者认为,当前既有的犬儒主义研究存在两点罅漏:其一,对犬儒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和“犬儒”一词何时出现这一问题,学界缺乏专门考证;其二,对犬儒主义的当下呈现大多停留于现象描绘的层面这一问题,缺乏抽象概括。因此,笔者不揣谫陋,拟聚焦于这两个问题进行突破。
“犬儒主义”诞生于古希腊时期,至今已有2 000余年。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因“慢神”和“腐化青年”之罪而被雅典民主陪审法庭判处死刑。此后,其弟子便各立门户,建立了不同流派。这些流派被后世统称为“小苏格拉底学派”。其中,犬儒主义便作为小苏格拉底学派的一支而存在。由于犬儒主义者表现出放浪形骸、不知羞耻、我行我素的极端行为,所以被当时的人们戏称为“像狗一样的人”,后世则将这群人所形成的学派称为犬儒主义。关于犬儒主义的来源,另一种代表性说法是源于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安提斯泰尼(Antisthenes)与第欧根尼(Digenes)(1)关于到底谁是犬儒主义的创始人,有四种说法:安提斯泰尼说、第欧根尼说、二人同创说和克拉底说。参见杨巨平《古希腊罗马犬儒现象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1-74页。。安提斯泰尼本是苏格拉底的弟子，由于他常在一个名叫“快犬”(Kunosarges)的体育场讲学，受到众多年轻人的追随,因此后人将其看作犬儒主义的创始人。第欧根尼则出身富贵(传说是银行家的儿子),但他抛弃一切,以木桶为室,以乞讨为生,关于其与亚历山大大帝的传说更是广为流传。以安提斯泰尼与第欧根尼为代表的古典犬儒主义者往往我行我素、举止乖张,对公共权威表现出极端的质疑甚至不屑,对普遍真理和公序良俗表达了毫不掩饰的怀疑。他们自觉叛离城邦,希望通过朴素甚至禁欲的物质生活追求内在的自然德性,以桀骜不驯的生命姿态寻觅灵魂的安宁和幸福。这种寻觅并不是非理性的“被迫”,而是理性的“主动”。与先秦道家不同,古典犬儒主义者没有老子“骑牛过函谷”的深邃,亦没有庄子“乘物以游心”的旷达,他们呈现于世的更多的是对名利、习俗以及一系列社会规范的公开不满和揶揄戏谑。他们秉持主观的道德准则，以近乎“天真”的方式渴求着独特的自由观与理性的幸福观。如同第欧根尼毫不羡慕高高在上的亚历山大大帝,他们渴求的只是在阳光下快乐而自由地呼吸。正如徐贲先生所言:“犬儒主义的原则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保持一种戏谑的纯真。一条狗在暖和的阳光下,快乐地在地上打滚,这是出于本能的动物纯真。但是,犬儒所主张的天然纯真与此不同,那是一种经过理性选择的,并有理性原则的天然纯真。”[5]
公元前3世纪左右,犬儒主义出现了内部分化。尽管此时犬儒主义者的生活方式和外貌形态并未发生改变,但留给人的印象却是摇摆不定的。这一时期，犬儒主义者所推崇的第欧根尼式的“天然纯真”逐渐变质、沦落为“玩世不恭”。一些犬儒主义者认为,既然无所谓高尚,也就无所谓低贱;既然无所谓崇高,也就无所谓卑劣。因此,他们一面在众目睽睽之下高举愤世嫉俗的大旗,一面又在背地里极尽利己之能事,甚至心安理得地接受肮脏、龌龊之事。这种名不副实的作派让一些人对犬儒主义避而远之。终于，大约公元前2世纪,犬儒主义渐趋没落。直至公元1—2世纪,犬儒主义重新在罗马帝国兴起。这一时期的犬儒主义者往往自发形成组织,且组织内部鱼龙混杂,多以社会底层的佣工和奴隶为主。他们表面采取“犬儒式”的生活方式,却并不是为了追求“犬儒式”的独特幸福,而是一种为了牟取私利的“表演”罢了。因此,这一时期的犬儒主义逐渐降格为一种幌子或口号。由于长久没有真正的犬儒出现,因此犬儒主义在公元3—5世纪终于走向历史的尾声。
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犬儒主义所代表的已经不是一个学派或群体,而成为文学家批判现状和揭露主流文化虚伪性的“讽刺式”的文学手法。以尼德兰哲学家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的《愚人颂》为例进行说明。在书中,伊氏表现了对智者的鄙夷及对愚者的赞颂。他用辛辣、犀利的笔触表达了对虚伪的神学家、僧侣、政府官员、学者的不满以及对始终保持自然本性的愚人的讴歌。在伊氏看来,“无知”并不是贬义词,而是一种恩惠。正是因为愚人的“无知”,所以才能保持淳朴自然的本性,进而获得持久而稳定的幸福,而这与古典犬儒主义精神是内在相通的。到了现代西方,犬儒主义似乎成了流行于20世纪60年代的“嬉皮士”现象的代名词。这些被称为“垮掉的一代”的年轻人蔑视传统,主张冲破束缚，追求个性和自我,公开反对官方文化,以摇滚乐、毒品及性自由为特征。“嬉皮士”现象表面上有着古典犬儒主义者的“形”,本质上却缺乏古典犬儒主义者的“神”,即推动社会进步的强烈使命感和责任感。“嬉皮士”们虽然玩世不恭、愤世嫉俗,但在洞悉社会的不足和黑暗后依然我行我素,沉溺于感官娱乐。
综而观之,犬儒主义因其独特的精神气质虽注定难以成为西方文明史的主流,但其自诞生起就作为一种潜藏的思想观念隐没在西方人的精神世界当中。每每有人对既定的习俗和规范不满、对世俗的财色名利不屑时,犬儒主义内在的“文化基因”便会重新被激活。
犬儒主义是名副其实的舶来品。虽然先秦道家学派和魏晋玄学在学术气质上与犬儒主义有不谋而合之处,但这只能算是一种学术上的附会或中西方文明的“暗合”而已(2)古希腊的犬儒者与中国历史上的隐士确有一些相似之处。若从所隐之所看,以历史流行的“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的观点审视,第欧根尼这样的犬儒者可算是“中隐”,即身处繁华市井,依然我行我素、坚持自我。若从所隐动机看,按照当代学者陈传席先生对中国隐士的10种划分,犬儒者可算是“真隐、全隐”,即打心眼里不愿意与官方打交道,这从第欧根尼仅请求亚历山大大帝别挡住他的阳光一事便可见一斑。参见陈传席《隐士和隐士文化问题》,《书屋》，2001年第6期第61-65页。。学界以往对犬儒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并不关注,但厘清这些问题对于了解犬儒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历程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笔者经考证后得知,第一次将犬儒主义引入中国的是英国伦敦布道会传教士韦廉臣(Rev.Alexander Williamson)(3)韦廉臣出生于苏格兰福尔柯克(Falkirk),于1855年携其夫人到中国烟台传道。此外,他还在上海创办墨海书局。1857年因病返回英国,1863年又回到中国。1866年,韦廉臣去辽宁、黑龙江等地传教。1877年,他在上海创立广学会。1889年,韦廉臣领导广学会将已停刊的《万国公报》复刊,且其一生中的大部分著述均发表于其上。韦廉臣于1890年在烟台去世,葬于烟台毓璜顶。参见田勇《韦廉臣在华的西学传播与传教》,首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韦廉臣在1877年9月8日第454卷的《万国公报》上发表了文章《续希利尼贤哲纪略》。该文章详细叙述了地傲皆内士(即第欧根尼)的主要观点和生平轶事(如会见柏拉图、亚历山大大帝以及白天持灯寻人等)。此外,韦廉臣还在文中提到了安的兑内士(即安提斯泰尼)[6]。此后,曾担任驻英公使(任期:1876—1879)的清末名臣郭嵩焘对犬儒主义在中国知识界的早期传播也起到了助推作用。郭嵩焘在1877年12月21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希腊数百年前有名谛窝奢尔斯者,隐居一岩穴中,敝衣草履,负暄以为温。希腊主闻其名,就见之,问曰:‘先生穷若此,吾能为之授。’谛窝奢尔斯以手挥之曰:‘若无当吾前,隔断太阳光,使不得照我。我但求若早去,不望若援也。’其居止惟以一灯自随,出则提以行。人问白昼以灯行何说?曰:‘吾遍求一好人不可得,故引灯以求之耳。’”[7]郭氏所言之“谛窝奢尔斯”即为第欧根尼。郭嵩焘在1879年2月16日的日记中又写道:“耶苏前四百二十年,有安夫子,言福气不在加,在减;常减除心里所要的,就是德行,所以常轻视学问知识、荣华富贵。其学生杜知尼名尤著,常住木筒中,刻苦自励,讥弹一世。亚力克山太王来见,杜知尼方卧日光中。因前言:‘我希腊王亚力克山太。’杜知尼答言:‘我是狗杜知尼。’亚力克山太言:‘请告诉我,何事可以帮助你?’杜知尼言:‘我求你闪开步,莫遮我的日光。’常白日持灯行市中,人问持灯何为,曰:‘终须寻着一两个好人。’”[8]上述“安夫子”就是安提斯泰尼，“杜知尼”就是第欧根尼，“亚力克山太王”就是亚历山大大帝。可以发现,郭嵩焘对犬儒主义者的生平轶事和主要观点已经比较了解。但郭嵩焘仍未创造“犬儒”一词。
直到20世纪初,清末士人孙宝瑄在《忘山庐日记》中提及他在1901年9月29日阅读《海西上古哲学》第2期时看到“犬儒派”,且其代表人是安期斯的耐士(应为安提斯泰尼)[9]。至于“犬儒”一词到底始创于谁,因笔者未能找到孙宝瑄所言之《海西上古哲学》,所以无法确切知晓,因此姑且认为孙宝瑄创造了“犬儒”一词。但可以确定的是,至少在20世纪初“犬儒”一词便开始在中国知识界出现。此后,各种版本的《西洋哲学史》在国内出版,且均将犬儒主义纳入小苏格拉底学派之中并对其作了浅尝辄止的介绍。代表性著作有美国学者顾西曼(H.E.Cushman)著、瞿世英翻译的《西洋哲学史》[10],李石岑的《西洋哲学史》[11],日本学者秋泽修二著、熊得山和金声翻译的《西洋哲学史》[12],著名哲学史家梯利(Frank Thilly)著、陈正谟翻译的《西洋哲学史》[13]以及李长之的《西洋哲学史》等[14]。建国以后,由汪子嵩、范明生、陈村富、姚介厚四位先生完成的鸿篇巨著《希腊哲学史》中的第二卷对昔尼克学派(即犬儒主义)的代表人物安提司泰尼(即安提斯泰尼)、第欧根尼、克拉底(Crates)与希帕基娅(Hipparchia)进行了详细介绍,如论述了安提斯泰尼对逻辑学的贡献,对理智、善和美德的崇尚以及对追求感性快乐的批判等[15]。但是,《希腊哲学史》仍然仅将犬儒主义纳入到小苏格拉底学派之中进行介绍。直至2002年,当代学者杨巨平先生的著作《古希腊罗马犬儒现象研究》出版,国内才首次出现犬儒主义的专门研究之作。杨先生对犬儒主义的起源与流变、社会批判思想、乌托邦的社会理想以及人生理想都进行了细致的考辨和归纳,并将其与中国的庄子学派进行了比较研究。这本书的面世代表中国学界的犬儒主义研究从此跳脱出小苏格拉底学派的窠臼,进入专门性研究的阶段。这对于促进国内犬儒主义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总而言之,以犬儒主义翻译这一西方哲学流派具有既精准又传神的意蕴。一方面,“犬儒”一词凸显了第欧根尼这些人的生活习性——如狗一般自在地活着,舍弃生活中的一切社会化因子;另一方面,这些人有自己的独特追求和精神气质,正如杨巨平先生所言之哲学伦理基础、改造社会的理想和使命感以及积极进取的精神[16]32。因此,冠以“儒”字再恰当不过。儒家不同于道家的消极避世、逍遥洒脱,而是舍生取义地投身于社会改造的历史洪流之中,从孔子《论语·微子》中的“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17]219，到孟子《孟子·公孙丑下》中的“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18]82，再到《礼记·大学》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19]，皆是如此。
尽管自清末起犬儒主义就已传入中国,也多有学者对其进行阐释。但犬儒主义一直作为一种边缘化思想观念而存在,从未进入社会思潮的中心地带。20世纪80年代理想主义幻灭后,犬儒主义似乎又重新在华夏大地蔓延、生发。与古典犬儒主义者类似的是,现当代犬儒主义者表面上同样表现出不屑甚至愤世嫉俗,时刻摆出一副“时代骑士”的“批判者”姿态，但他们实质上却趋炎附势、汲汲名利、自我麻痹,做“醒”着的“装睡人”。当下的犬儒主义已逐渐成为部分群体在无意识中所持有的特殊人生观。笔者试从认识论、价值论、道德论三个角度对当下犬儒主义的特殊人生观进行详细阐述。
一直以来,犬儒主义都在认识论上倾向于“怀疑”。不过,古典犬儒主义者在认识论上倾向于“笛卡尔式”的怀疑。换言之,他们的怀疑仅是手段,而非目的。他们的怀疑表现为对世俗的知识、教育和权威的质疑。第欧根尼公开否定修辞学,认为修辞学家是非常可怜之人。他还从感官经验出发,否定了柏拉图“理念说”的二分世界。同时,他也批评那些演讲家们只会高喊正义,却从不去实践正义。但是,古典犬儒主义者怀疑的目的并非彻底否定教育,因为他们自己也言传身教,通过自身行动将犬儒主义理念传授给那些追随者,由此才有犬儒主义的薪火相传。其怀疑的目的在于借由怀疑表达他们的生活旨趣和教育理念——远离世俗的城邦生活,享受原始而无所羁绊的德性生活。因此,古典犬儒主义者的认识过程有其明确的认知标准——怀疑社会化的一切认知产物,只相信人“先验”所携带的本能、冲动等。正如第欧根尼的学生莫尼姆斯(Monimus)认为的,理性和思考都不能使我们理解世界或我们本身,因为知识和真理只有通过冲动或本能才能得到[16]120。相反地,当代犬儒主义者只是一味地否定和质疑,并没有一定的原则作支撑。他们往往不知道为什么要否定,也不知怎样去合理否定,而只是把“否定”本身作为一种随意的“习惯”。他们秉持“看客心态”，对官方理念、政策和价值观嗤之以鼻。但他们自己又无法提出一套体系自圆其说,因此他们的表达往往是零碎、杂乱甚至是自我矛盾的。当人们对其进行质询时,他们往往以诸如“你懂得”“这有什么意义呀”“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等调侃、游戏的态度予以应对。他们在各种媒体上公开发表“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言论,甚至不惜改编、恶搞经典,却在现实生活中为求点滴私利而狼奔豕突。他们以嬉皮态度认识世界,但结果只能陷入怀疑主义的泥沼。他们如同古希腊的怀疑主义学派(4)指诞生于公元前4世纪,以皮浪(Pyrrhon)、爱那西德穆(Ainesidemos)为代表的学派。,将“怀疑”本身作为认知目的。但怀疑主义学派的怀疑是建立在“认识世界的原则不可知”这样的确切原则之上的,而当代犬儒主义者的怀疑往往是无原则、恣意妄为的。与此同时,他们又没有如同怀疑主义学派般将怀疑落实到行动上的勇气,而只能停留在对主观世界的“舔舐”或对文字理论的揶揄上。必须说,这种看似独特的犬儒式的认知模式并非个性解放的产物,充其量只是当代犬儒主义者自我欺骗或自我吹捧的伎俩而已。原因在于,“个性”是“个”(个体)之“性”(本性),是个体区别于他者的本质标志,且是个体人格的重要体现。当代犬儒主义者并没有稳定的心理状态、正确的个人定位和表里如一的主体立场,因此他们的人格是不健全的。他们拥有的并不是个性,而只是哗众取宠。
总而言之,古典犬儒主义者的认识过程是有其认知标准的——社会化的产物都是无用之物甚至是有害之物。他们并未将怀疑本身作为目的,而仅仅是想“把沙子和浮土挖掉,为的是找出磐石和硬土”[20]。相反,当代犬儒主义者的认知过程没有一定的认知标准或原则,这就像航行的船只失去了方向,显然无法完成理性而客观的认知过程。更进一步看,当代犬儒主义者也无法对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如自由、民主、友谊、幸福等形成正确认知,这也为其陷入价值虚无主义泥潭埋下了隐患。
哲学价值论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何为价值和怎么去追求价值。对于前者,当代犬儒主义者似乎并没有确定的答案。换言之,他们并没有对生活中普遍的有价值之物付诸执着的行动。相反,他们对此呈现的是一种“看淡点”“神马都是浮云”“什么都差不多”“无所谓”的自我嘲讽姿态。在今天,人们也往往会对此冠以“佛系”“丧”“屌丝”这样的“时髦”词汇。“佛系”表现为:“一方面他们看淡一切、无欲无求,另一方面他们又讲究感官的享受和生活的舒适;一方面他们背叛崇高、全盘人生热情低下,另一方面他们又厌弃病态、鄙视庸俗。”[21]“屌丝”表现为:“以欢乐的自我放逐表达与主流叙事的对抗……对强势群体的世界观的全面接纳和皈依。”[22]从本质上看,“佛系”与“屌丝”都是当下社会典型犬儒式价值虚无主义的表现。这种自嘲式的价值虚无主义在网络的助推下迅速扩散,使得很多年轻人将其奉为圭臬。根据学者冯莉对200名大学生的调查,竟然有95%的大学生自称“屌丝”,比例之高足以说明问题[23]。而这种价值虚无主义的“副产品”是道德主观主义。具体而言,当代犬儒主义者认为社会既定的伦理规范和道德法则并不具有合理性和普适性,每一个人都可以从自身出发为自己寻求一份“应当”的生活。“人应该如何生活”的“苏格拉底之问”的答案应该在自身中寻找,而非求助于公共性生活。道德主观主义的理论弊端是非常明显的。道德行为并非是完全与他者无关的封闭性行为,而一定是与他者发生关联的公共性行为。因此,对行为的道德评价是根据行为事实是否符合社会所共同遵守的伦理规范或普遍性的道德标准而作出的价值性评价。当客观的价值标准被完全主观化,合理的道德评价便会滑入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尴尬境地。因为所有人都可以说自己的行为是道德的,是“凭良心的”,那么在理论层面,道德讨论就没有了必要,人们甚至无法判定特蕾莎修女是否比希特勒更符合道德要求;在现实层面,道德义务也因此变得名存实亡。原因是,义务是人们立于特定的人伦坐标、基于一定的伦理角色、恰如其分地作出的牺牲和贡献。是否践行应尽的义务,往往是人们对某一具体行为作出道德评价的重要标准之一。但当普遍性的道德标准失去效用、公共性的伦理规范变成主观任意、每一个人皆成为“道德法庭”的法官时,履行现实的道德义务便成为无稽之谈。当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去追求原子化的权利而忽略安“伦”尽“分”时,社会的共同生活必将陷入秩序混乱、合作失效的窘境。这一方面可能导致“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道德冷漠,另一方面又可能导致道德准则、良善本性的祛魅。正如2010年“犀利哥”爆红网络时,很多人的关注点并不在于作为流浪汉的犀利哥所处的生活窘境和罹患精神疾病的残忍事实,而在于如何刻意追求、模仿犀利哥的外在造型,甚至戏称其为“极品乞丐”“乞丐王子”等。无独有偶,2019年上海“流浪大师”沈某成为抖音、快手等短视频社交平台的“顶级流量”。沈某因其熟稔国学知识而与其流浪汉身份反差悬殊,因此吸引了上百名网友慕名而来拍摄沈某的衣食起居，但没有人关注沈某的真实需求——“不想成为网红,不想被打扰”。所有人都在利用沈某的网络热度为自己疯狂牟利。一旦热度过去,那些拍客又迅速作鸟兽散。在如此喧嚣的网络时代,犬儒主义者用一种近乎荒诞的方式追求所谓的热点和独特,其背后是对崇高价值的消解和抛弃。
当代犬儒主义在道德论上呈现的是对人之德性的舍弃。德性毋论是来自于孔孟所言的人之先天善性的推扩,还是来自于荀子和亚里士多德所言的后天的教育和习惯，德性都可以被看作是人身上的高贵品质。正是因为有德性的存在,人才可能持续进行道德实践,甚至成圣、成贤。但除此之外,人先验地具有趋利避害、求乐避苦的自然本能。对此,不管是儒家还是法家皆是如此看法。如,孔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17]39;孟子曰,“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18]263;韩非曰,“夫民之性,恶劳而乐佚”[24]。与此同时,西方伦理思想史上的格劳孔(Glaucon)、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等人也是心理利己主义的强力支持者。当代犬儒主义者中的一部分人为了一己私利,常常表现为深谙世故、圆滑老练，善于打规则的“擦边球”,这可以被看作是钱理群先生所言之“精致的利己主义”。从本质上讲,“精致的利己主义”也就是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所批判之“伪善”和儒家所批判之“乡愿”[25]。这部分犬儒主义者知晓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也明白阳光之下的“阴影”,但仍然选择“揣着明白”却直言“难得糊涂”。他们坚持“得过且过”“看穿但不说穿”的人生哲学,如同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里的百姓们，明明看清皇帝是赤身裸体的,却依然夸赞皇帝“新衣”是如此美妙。也如《论语·公冶长》中描写的微生高:“孰谓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诸其邻而与之。”[17]57朱熹注道:“人来乞时,其家无有,故乞诸邻家以与之。夫子言此,讥其曲意殉物,掠美市恩,不得为直也。”[26]自己没有醋的微生高非得向别人讨要后再借给别人,这并非出于好心,而仅仅是为了“曲意殉物、掠美市恩”。所谓“曲意殉物”，就是委曲己意、奉承别人,只为求得分毫利益，哪怕因此而丧生;“掠美市恩”，就是掠夺他人的东西来为自己做人情。这样的“好好先生”对道德风气的破坏是显而易见的,故孔子斥之为“德之贼”[17]209。当代犬儒主义者中的另一部分人则反其道而行之,公开宣扬自己贪财好色,甚至以此为个性标签。这从2013年网络用语——“土豪,我们做朋友吧”在网络上爆红便可知晓。“土豪”一词原指乡间富豪,现演变为指那些经常性地炫耀财富且素质文化低下的拜金主义群体。“土豪”一词走红的背后是赤裸裸的犬儒心态。一方面,当代犬儒主义者站在仇富的角度认为这些富豪“土”、素质低下,故不屑与之为伍;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在转身后以羡慕、嫉妒的方式公开乞求土豪与自己做朋友。这既表现为一种消极的自我贬低,又是一种病态的自我解嘲。自此观之,这样的利己主义口号似乎又是粗糙而拙劣的。
综上,当代犬儒主义在道德论层面表现为精致利己主义与粗糙利己主义的纠缠。其实,不管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还是粗糙的利己主义,其本质都是对德性的抛弃和对欲望的放纵。他们都清楚地知晓意识形态与社会存在之间的落差,也能洞悉社会现象背后的不公、猫腻或“暗箱操作”,却甘愿为了这种落差背后隐藏的利益而“揣着明白装糊涂”。只不过他们中的一部分选择了带着面具“心安理得”地追求,从而成为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而另一部分人则基于“酸葡萄心理”公开表达对财富和名利的崇拜,从而成为了粗糙的利己主义者。
综上所述,从宏观的历史视角梳理犬儒主义的历史发展及其在中国的传播，既是为了清楚犬儒主义的形态变化,更是为了更好地反思当下。通过上文的论述可以发现，犬儒主义已经渗入现代性生活的诸多方面。为此,只有正本溯源,从根本上识破当代犬儒主义者的伪装并撕开其面具,同时以健康、正确的认识观、价值观和道德观对其进行循循善诱的引导,才有可能逐步解决这一时代症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