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栏类型状况分析
综观现有的三批名栏，从所属期刊入选CSSCI来源期刊（2019—2020）、中文核心期刊（2017）、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2018）等三大核心期刊评价体系的情况来看，第一批入选以上三类核心期刊的10种，双核心期刊2种，普通期刊4种；第二批入选三类核心11种，双核心4种，单核心3种，普通期刊6种；第三批入选三类核心14种，双核心1种，单核心2种，普通期刊8种。4种类型分布的总比例为35∶7∶5∶18。从近年来的名栏入选情况及期刊入选三大核心评价体系的数据变化看，名栏的选拔有从核心期刊往普通期刊偏移的趋势，但核心期刊仍占主流。这与核心期刊更为雄厚的办刊实力、丰富的办刊经验以及毋庸置疑的稿源优势密切相关。相较之下，普通期刊的名栏建设之路更为艰难。但普通期刊在特色栏目入选教育部名栏后，出现了往核心期刊冲击发展的良好态势，印证了名栏建设对期刊整体发展较强的辐射推动效应。从名栏的研究范畴看，第一批名栏多以宏观性的学科研究为主，如《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世界史研究”、《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的“教育学心理学”、《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原《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人类学研究”等，直接以学科或研究领域来命名；或以学科分类为基础，加以一个时间范畴的限定，如《经济学家》的“面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学”、《海南师范大学学报》（原《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等。而像《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的“岳麓书院与传统文化”、《中国青年社会科学》（原《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的“青少年研究”这样以学术专题命名的名栏屈指可数。这一时期名栏的研究范围体现出较为明显的宏观性、整体性特点。第二批名栏的研究领域开始趋于往学科的分支方向细化发展，如《浙江树人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的“民办高等教育”、《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宋史研究”、《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修辞学大视野”等，逐渐彰显细化特征。到第三批名栏建设时期，涌现诸多以个性化、热点性问题为研究对象和范畴的名栏，如《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的“农村农民农业研究”、《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的“经济热点”等。同时，对地域文化的研究成为一种热门趋势，如《邯郸学院学报》的“赵文化研究”、《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红山文化契丹辽文化研究”、《嘉兴学院学报》的“嘉兴名人与嘉兴文化”等。对比名栏建设初期，单纯以学科命名的名栏不再占据主流，转由“学科———学科分支———学术专题”方向的细化发展。可见，教育部名栏建设工程的甄选标准在不断地调整深化，而期刊本身也在探索如何将栏目与自身学科优势、学科热门问题以及当前时代热点相接轨，加快自身转型以应对更多内环境与外环境的双重挑战。具体到各名栏的发稿情况，三批次名栏单类目与多类目的稿件发文比为7∶9、10∶14、15∶10，总发文比为32∶33。①近一半名栏依照明确的学科类目范畴来确定稿源，研究边界相对清晰。如《中央音乐学院学报》的“民族音乐研究”稿件明确归为艺术类，《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的“物流研究”稿件明确归为经济类。另一半名栏则出现多类目并置的现象。如《西藏大学学报》的“藏学研究”自2013年以来，每期发文10余篇，占全部稿件一半以上。“藏学研究”仅作为一个框架范围，与其相关的论题均可杂糅收纳，涉及哲学艺术、历史地理、语言文学、文化教育等多个研究领域，由此迅速成为该刊的重要支撑栏目。《装饰》“特别策划”栏目的稿件除文化、经济、社会等社科类目外，更涵盖了轻工业、建筑科学等工业技术类目，体现出多学科领域交相辉映的特色。名栏发文的类目设置折射出不同期刊在办刊宗旨、学科优势、研究视野上的差异，但最新刊文信息表明，名栏的多类目发展趋势渐盛，如《经济学家》的“面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学”2019年第8期、第11期分别刊发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国家治理现代化等议题的论文，《海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2019年第6期刊发文化传播方向的论文等，预示栏目的综合化、跨领域化发展正成为高校学报名栏的一种尝试方向与融合路径。
二、名栏成长性矛盾探讨
近年来，名栏建设取得了不俗成效，主要表现为：其一，名栏建设推动了栏目本身的发展以及所属期刊影响力的提升。较具代表性的如《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以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作为自身的特色栏目，大力推进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东南亚研究等学科建设，突出栏目的民族性、文化性、地方性、区域国际性，吸引并刊发了诸多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学科领域学术前沿的优质稿件，由此使该栏目迅速成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重要阵地之一”②。2004年，该刊“人类学研究”特色栏目入选首批教育部名栏，以此为起点寻求向更高的目标跨越式发展，2006年该刊成功入选第二批教育部名刊，2012年入选“国家社科基金学术期刊”资助，2013年起连续三届被评为“百强社科期刊”。以特色栏目为起点，向外辐射、扩散期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正是期刊品牌塑造、水平提升、做大做强的重要策略。其二，名栏建设推动了期刊所在高校学科的建设进程。典型范例如，《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的“编辑学研究”是最早以编辑学理论、编辑活动规律及编辑实践活动为研究对象而设立的高校学报特色栏目。该栏目1985年创设伊始，作为新兴学科的编辑学还未能形成权威完备的学科理论体系，编辑出版高等教育也在酝酿中。以此为契机，该栏目及时推出了《信息智化编辑观》《文化缔构编辑观》《论编辑学理论的跨学科研究》《编辑学整体性原理探析》等论文，“引发了一场全国性关于编辑概念、内涵的讨论，有力地促进了编辑学研究的纵深掘进与发展”①，引起学界的聚焦关注。与此同时，河南大学学报编辑部1986年开始招收编辑出版方向的硕士生。栏目也多次组织专题论文或笔谈，从编辑文化、出版产业、专业教育等方面对编辑出版学的理论创新和学科建设展开讨论。前者标志着河南大学编辑学学科的诞生，后者推动了河南大学编辑出版学学科的发展。如今河南大学成为“编辑学研究的重镇”，河南大学的编辑学专业也成为国家级重点专业。而“编辑学研究”栏目也在2006年被评为全国社科学报优秀栏目，2014年入选第三批教育部名栏建设工程。栏目早期负责人王振铎教授、宋应离编审最早在全国招收编辑学专业研究生，为河南大学编辑学专业的创办开辟了道路。现任负责人姬建敏编审也在2005年被聘为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编辑出版学方向硕士生导师；2017年转评教授，现为河南省第九批重点学科编辑出版学学科牵头人。《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通过特色栏目建设与学科建设互助互动共生共赢的思路和实践，无疑为高校学科发展提供了一种参考与借鉴。其三，名栏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区域特色文化的知名度，为地方经济增速和社会发展创造了契机，使栏目所在的高校学报的服务功能进一步显现。“服务社会是社科学报的一个重要功能，也是衡量学报质量和社会影响的一个重要标准。”②现有名栏中多以地域文化和地方名人为基石衍生的特色栏目，这些栏目对地域文化加以反哺，促进了当地以特色文化和名人效应为主导的文化产业的兴盛。如《湖北工程学院学报》的“中华孝文化研究”是以发掘孝感市的孝文化为目标所设的特色栏目，该栏目以当地古代孝子董永、黄香、孟宗等人的故事原型为原点，以历史研究与现实研究相结合，梳理和探讨孝文化的历史传承、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在学界和社会上赢得了较好的声誉。当地政府和文化部门从中汲取灵感，倾力打造“中国•孝感孝文化旅游节”，组织开展中华孝文化高峰论坛、老年健康产业博览会、旅游资源推广以及楚剧展演等主题活动，以弘扬孝文化，实现人文资源向经济资源、社会资源的成功转化。通过对地方高校学报特色栏目的打造建设，扩大地方特色文化的社会影响力，进而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和文化实力的提升。另外，本身就是多核心期刊的学报，其特色栏目站在一个较高的起点和平台上，发展态势迅猛。如《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等均属于名校名刊，其“岳麓书院与传统文化”“区域开发”“经济与管理研究”等特色栏目先后进入了名栏的行列，实现了强者越强的良性循环。即使是普通学报的特色栏目建设也表现出了较好的发展势头。如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原南京气象学院）《阅江学刊》的“气象与人类社会”栏目关注大气污染、生态文明、低碳经济等当下热门课题，论文的转载率很高，社会反响强烈。这类体现学术特点和学术前沿的特色栏目无疑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总体来看，自2014年第三批名栏尘埃落定以来，未再有新的栏目荣膺其列，而申报候选的特色栏目已多达200来个，这一方面体现名栏工程筛选标准之严、要求之高；另一方面也可见对名栏再建设的呼声之高。当然，就名栏工程建设的已有成果而言，大部分名栏的特色性日益形成，同时作为前路者为诸多期刊的特色栏目提供了探索经验与示范作用，但暴露出的路径取舍与现实性困惑等问题也不容忽视。一是栏目特色化与综合化的较量。很多名栏从建设之初就秉承“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理念，力求出新，但对独特性的追求往往会在一定程度上牺牲学科类目的包容性和广博程度，导致其发展路径的窄化。如《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的哲学名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依托办刊单位的学科优势，成绩不俗，但2018年起，该刊更名为《新闻与传播评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被“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所取代，稿件定位相对窄化，实际上放弃了名栏原有的部分阵地。与此相对应的是富于地域特色的名栏。地域性是此类名栏得以脱颖而出的契机，却也可能成为限制其壮大发展的不利因素。如《衡阳师范学院学报》的“船山研究”、《邯郸学院学报》的“赵文化研究”等名栏，研究对象相对小众，受众多为依托当地研究机构的从业人员或对该领域感兴趣的研究者，传播辐射范围也相对较弱。长远来看，若不能对后续稿源及研究领域做合理有效的可持续发掘，极有可能影响栏目的良性生长。二是栏目稳定性与热点时效性的抗衡。名栏评审的一个重要标准是“栏目设置4年以上、总发文量在80篇以上”。名栏的建设“是一个学术语篇由示例向系统以时间和质量为保障的积聚和渐变过程”①，必须有一个内具稳定性、持续性与逻辑性的发展思路，“重视栏目设置在时间上的连续性和空间上的稳定性，不贪图一时之名，不追求短期效应”②，但落实并非易事。如《湖北工程学院学报》囿于办刊规模、办刊经费等，要在有限的版面里顾及所有栏目，必然挤占“中华孝文化研究”名栏的发文空间；《求是学刊》的“文化哲学研究”，2018年以来尚未刊发论文，其版面让路于政经法的热门专题，不可否认获得了更多关注度，但长此以往或将导致名栏萎缩。在学科热门化和研究对象热点化的大环境下，如何协调期刊栏目稳定性与热门时效性的平衡，尚待解决。三是栏目稿源数量与质量的冲突。当前名栏并非每期都发文，已不是个案问题。除了如上所述的权衡因素之外，另一重要原因在于优质稿源的稀缺。而名栏研究范围的圈定进一步限制了稿件来源，导致许多优质稿件不能进入其列。当名栏无好文支撑，就不得不面临如下问题：要么“宁缺毋滥”，坚持不发稿，栏目中断；要么“宁滥勿缺”，在审稿上降低标准，放低要求。显然两种结果都偏离了名栏建设的初衷。对于普通期刊来说，或许还存在另一种尴尬：即使名栏在该研究领域处于强势，也不得不面对核心期刊类似栏目抢占稿源的压力。另外，就具有学科优势和地域特色的名栏来说，校内稿件和校外稿件的分配取舍也是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
三、名栏再建设路径探寻